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
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是民族主义和农民平均主义的胜利,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共产党人宣称的意识形态,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确实奉行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甚至是具体结论,到目前为止仍然高扬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那么针对欧洲现实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方没有实现,反而在东方一些落后国家特别是中国被奉为圭皋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呢?我自己认为,这种情况要从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基因两个方面来说明.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被一部分人接受是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带来了思想解放,思想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前提条件.五四时期,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深入到了精神的层面,先进的中国人把之前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举措的失败归结为中国文化造成的国民性有问题,新文化运动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引进中国,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思想解放的结果,使国外的各种思潮大规模地涌进中国,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面临着选择,一部分激进分子受俄国影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人开始怀疑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直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师,希望把西方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明搬到中国来.但是所有试验过的方案都没有把中国带出困境,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糕.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欧洲各国为重新划分殖民地而开始互相残杀.战后的欧洲大陆一片凋敝,梁启超的《游欧心影录》就记录下了战争造成的后果,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失望.同时,在战争后期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又给中国人指出了另一种道路,使中国有了重新选择的可能性.五四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向激进方面发展,人们把之前种种试验的失败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崇尚信奉革命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俄国的革命很受中国人推崇.再次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和反对侵略的思想以及列宁的民族平等政策使中国人大受鼓舞.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所有的列强都可以任意欺负中国,广大的下层人民在内外权力的双重压迫剥削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马克思主义是公然表明自己的阶级性,宣称自己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尽管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是产业工人,但在中国人看来无产阶级就是穷人,越穷越革命,中国化了的“无产阶级”人数庞大.当然,马克思、列宁等人主张民族平等、反对侵略的理论更是中国人感到亲切.列宁发表的对华宣言中,甚至提出要和中国政府谈判归还沙俄占领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极大地拉近了中国人同俄国的距离,连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开始从寻求西方的帮助转向争取俄国的帮助.最后是科学主义在中国泛滥的结果.面对近代以后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许多人将之归结为中国科学的不发达.中国科学的落后,中国人首先认为是自然科学落后,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次认为是缺乏科学精神和态度.所以,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时期提倡的“赛先生”,国人学科学从技术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捧、迷信最终导致了科学主义的泛滥,许多人坚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可以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冠以“科学”之名的,在当时中国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一部分人因信奉科学主义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发展壮大,还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文化中有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因子.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其本身必须有和中国文化亲近的因子,方能在中国找到生长的土壤.中国文化中和马克思主义相亲近的因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和中国文化中崇公尚公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公私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全局且影响深远的一个主题.传统文化尚公抑私,从来不给“私”留下余地,“私”是不名誉的,没有地位的（正是不承认私人利益,造成中国人公私不分,追逐私利时总以公的名义进行,所谓假公济私是也）.马克思主义因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其次,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中国历史靠农民揭竿而起的战争来改朝换代的暴力演进规律有契合之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政治上缺乏妥协和包容精神,信奉你死我活的逻辑,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就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正是这样的思维,造成了中国的政治“以暴易暴、以暴制暴”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十几次大的改革都失败了,但十几次大农民战争都成功地完成了改朝换代的任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它要求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对于习惯于暴力的中国人来讲是不陌生的.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同思想相吻合.中国传统儒家始终高扬理想主义,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社会理想,都设置了很高的目标.从《春秋》到《礼记》都有对大同社会的描述.20世纪初期,康有为还依据公羊派的三世说,结合《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以及基督教博爱自由平等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又加上道听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了一个大同的世界,完成了《大同书》.梁启超在1920年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世界无国界,民选政府,无家族,社会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学术发明得奖,等等.儒家的大同社会和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最后,马克思主义反对两级分化的平等思想得到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呼应.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小农经济铸就了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传统.历代农民起义打的都是平均主义的旗号,“等贵贱、均贫富”是农民理想的社会状态,并由此造成了农民消极竞争的心理状态.迄今为止,中国人能够容忍的社会分化程度仍然是很有限的.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迎合了中国平均主义的传统.战争年代,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极大地动员了农民的革命热情；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合作化运动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们积极地配合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其积极性实际上是合伙平产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