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北魏的风俗习惯等,如食物,服饰?

南北朝北魏的风俗习惯等,如食物,服饰?
南北朝北魏的风俗习惯等,如食物,服饰?

南北朝北魏的风俗习惯等,如食物,服饰?
习俗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人们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在习俗前冠以魏晋南北朝的定语时,习俗就由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变成特殊的、具体的生活方式了.魏晋南北朝的习俗,大体上包括如下内容：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处习俗、节令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鬼神崇拜习俗、娱乐习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比起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表现在：在服饰、饮食、居处等方面,南北差异越来越明显,在婚、丧、鬼神崇拜、娱乐、节令等方面,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东西.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地理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在服饰、饮食、居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服饰方面,南方盛行穿屐,北方却流行穿靴.
　　屐是鞋的一种,多为木制,鞋底有齿,底比较厚,以使人的脚掌离地面较远.
　　《梁书?孙谦传》载,广陵人高爽曾作谜语： 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 谜底为屐.可知当时的屐面上有梁,鞋带从梁上穿过,系在脚上,样子似今日之凉鞋.又据有关史书记载,屐主要用于行走泥泞之路.这种穿屐习俗,显然与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潮湿,穿屐可使脚透气,又可踏泥.而北方穿靴,恐怕与御寒的需要有关.又如在饮食方面,南方善食鱼、虾、蟹等水产品,不仅在食用量上,而且在烹制方面都超过北方.而北方善肉食,尤其在畜肉方面,食量和烹制上又为南方所不及.如《晋书?王浑传》载,西晋时,北方人和峤好美食,有一次皇帝到他家,发现他家的蒸肫味道甚美,便问他如何烹制的,和峤答： 是用人乳蒸的.这固然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奢侈,也反映了贵族肉食的讲究.这种饮食方面的区别,恐怕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南方河湖纵横,水网密布,盛产水产品,北方虽水源较少,但适于畜牧和畜养家畜、家禽.又如拓跋鲜卑,在代北平城时,是以毛皮为衣的.《资治通鉴?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载,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南朝军队进攻虎牢,北魏群臣请派兵保护那里的谷帛.拓跋焘说： 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
　　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 但当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后,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魏书?元恂传》载,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的太子元恂 不耐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由于洛阳地理位置偏南,气候远比代北温暖,拓跋族穿皮裹毡的习俗显然已不适合,因此中原的绫罗绸缎必然会代替毛皮衣服.
　　当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估计过分.我们认为,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大多表现在服饰、饮食、居处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只是习俗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再把习俗划分成物质生活习俗和精神生活习俗两部分,就可发现服饰、饮食、居处等正属于物质生活习俗,是社会习俗的表层.这就表明,地理环境对社会习俗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第二,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在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时,才能表现得强烈和突出.地理环境的变化是极缓慢的,魏晋南北朝时南方与北方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这个时期以前早已存在,受这种环境影响,南北方在服饰、饮食方面的差异也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从未表现得像魏晋南北朝时这样强烈和突出.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在北方.夏商周自不必言,春秋战国时南方出现了楚、吴、越等政权,但又被北方的强秦所统一.此后又经过秦、西汉、东汉,这种政治格局一直没有改变.自从三国以来,孙吴在江南建立政权,中间经西晋的暂短统一,不久又有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国,江南六朝一直持续了近400年.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政权的凝聚力量,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制度和特色,南方的习俗也具有了足以和北方平分秋色的影响.北魏末期,南朝梁将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返洛阳即帝位,陈庆之任侍中.有一次,陈庆之得病,访能治者.北朝士人杨元慎自言能治,陈庆之遂请他.杨元慎口含清水往陈庆之身上一喷,祷告说：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飰,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鸭头,蛙羹蚌臛,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沅、湘、江、汉,鼓棹遨游.随波鎙浪,■喁沉浮,白苎羞起舞,扬波发讴.
　　急手速去,还尔扬州.杨元慎此举,意在嘲笑南方人饮食习惯,但通过他的这篇祷词,我们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在服饰、饮食方面,形成了自己与北方大不相同的特点.不但如此,南方的一些习俗,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北方渗透.如饮茶之俗,在北魏后期,一些北方贵族为招待南方投降的官员,尽管自己不饮茶,也要在家中备茶水.又如北魏首都洛阳地区的鲜鱼价格,已经比牛羊还贵.再如螃蟹的加工方法,在南北朝末期已出现于北齐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中： 藏蟹法：九月内,取母蟹,得则著水中,勿令伤损及死者.一宿则腹中净.先煮薄糖,著活蟹于冷糖甕中一宿.煮蓼汤,和白盐,特须极咸.待冷,甕盛半汁,取糖中蟹内著盐蓼汁中,便死,泥封.二十日.出之,举蟹脐,著姜末,还复脐如初.内著坩甕中,百个各一器,以前盐蓼汁浇之,令没.密封,勿令漏气,便成矣.特忌风里,风则坏而不美也. 以上诸例,反映了南北方习俗的差异及互相影响.
　　与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相比,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要更广、更深.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人民流徙成潮,佛教盛行,道教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切都给当时习俗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战争不断,如朝代更替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对立政权之间的战争,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战争,南北之间的战争,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战争等.战争加自然灾害,使人口锐减.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为西汉时最高的户口数.至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仍有民户一千六百零七万零九百六十,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略少于西汉户口最多时.但经过东汉末到三国的战乱,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灭蜀后,魏、蜀两国户口的总和加上吴亡时的户口数,全国共有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这个数字仅为东汉永寿年户数的13.73％,口数的15.32％.各封建政权为了恢复和占有一定数量的人口,除实行减轻剥削、奖励生产、招徕流民以及进行括户斗争外,还纷纷实行奖励早婚早育多育政策.在这里,战乱对早婚习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对各种神灵的祭祀相当普遍,而且虽屡被封建政府禁止却始终不绝.观其祭祀的目的,一为乞求生子,二为避祸驱邪,三为健身去病,四为卜问吉凶,五为禳除水旱之灾,六为乞求丰收年景.人们向神灵乞求的,正是人间难以得到的,正是这种水旱成灾,瘟疫蔓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人们欲求安宁而不得的社会环境,使民间祭祀十分盛行,这又反映了社会环境对宗教和鬼神崇拜习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