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科学创新能力?

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科学创新能力?
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科学创新能力?

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科学创新能力?
1．“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我们所要讨论的科学创新能力,是指在学术与知识领域内一种根本性的创造力,其核心问题是基础科学的创新能力,主要是自然科学,但有些问题也会涉及人文及社会科学.所谓科学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指由我们自己在科学研究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生命力的方向,并且能吸引西方科学家跟着我们提出的方向来做,这是最基本的定义；其次,如果我们能在西方科学家提出的方向上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也是一种创新.但在科学研究上,提出重大问题往往比解决重大问题更有价值.另外还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只有科技而没有科学,近代科学知识都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科学这个概念是具有特定涵义的：它是指建立在逻辑—数学推理基础上的一种抽象构造的世界观.如果按照上述定义来看,中国至今还鲜有重大的科学创新,尤其是方向上的创新可以说根本没有.中国人到了欧美以后有不少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但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而只能说明人家的成就,关键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来.正如陈省身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三流科学家有几人?”（《九十初度说数学》）甚至还有人断言,中国科学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在逐渐退步的,以前我们还能培养出一个陈景润,而现在连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也培养不出来了.总之,中国人缺乏重大的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基础科学方面.这就说明阻碍我们科学创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根本没有解决.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的科学创新呢?众所周知,在科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的科学（实用）技术和经济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欧洲,那么为何近代科学并没有在中国诞生,它仅仅只发生在17世纪的欧洲?这个问题实质上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为什么中国人缺乏重大的科学创新能力,同时也说明了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技术和经济方面.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实力发展上去了,中国人的科学创新能力就一定会跟着提高,甚至超过西方的水平.很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日本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与科学知识上会不断缩小距离,但在重大科学创新能力（即科学核心竞争力）和科学思想上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形象地说,就是我们只能跟着人家跑,尽管有时也会追上他们,但是由于我们不会去探索新的方向,只能跟着人家开辟的方向跑,这样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地位,尽管也不至于落后太远,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落后感就很难克服掉.
根据有关文献,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中国科学缺乏创新能力的根源何在.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就缺乏西方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科学思维的习惯及观念.这一点亦为对传统文化持最保守立场的新儒家们所承认：“此种科学之精神,毕竟为中国先哲之所缺.”（牟宗三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近代科学具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简单地说,科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概念及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理分析之能力,这就是科学的方法论.另一个来源是基督教精神,尤其是新教伦理要求每个人的灵魂直接面对上帝之教义,对西方科学家的精神人格是影响巨大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在西方“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正是这种宗教意识促使他们能够深入地去探索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之所在,这就是进行科学探索的“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科学的宗教精神》）默顿在谈到17世纪英国科学的发展时也指出：“总的来说,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系统而出现的,这个系统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恰好缺乏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和宗教感,它所强调的是实用哲学与道德实践,中国人对外在世界的思考仅只达到经验认知的层面,在精神上不能深入进去,也就是说我们缺乏提出概念及假说的能力,而只是仅仅满足于描述经验上的关系,也就是孔子讲的“述而不作”；其次,由于近百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在向西方学习,因此在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自卑感,潜意识里自认为不如西方者居多,所以我们总是热衷于繁琐地复述西方的理论体系,而鲜有人大胆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即使提出来也是不很自信的.这种精神上的难言之隐痛,以及面对未知世界时内心惶惶而无所寄托感,我们的感触是非常深刻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智力上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缺乏他们那种对科学的认真而虔诚的“天职”精神,这是阻碍我们科学创新的一个根本症结所在.
第二种解释是从制度方面来考虑的.李约瑟本人就是这种观点,他认为在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官僚机构在其早期阶段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仅仅在其后期阶段,它才妨碍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妨碍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突破.”（《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英文版序言）现在国家对科学不能说不重视,亦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但却成效甚微,国家科学与技术一等奖已连年空缺,相反学术腐败却层出不穷,这就说明经济的发展并未提高我们科学创新的能力.这个症结何在?关于在于制度.当前中国科学制度还存在着诸多弊端,特别是社会上对科学仍然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态度,根本阻碍了我们发扬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创新不是说只要给你钱和设备,然后就要求你做出成果来,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气氛,鼓励很多聪明人来做,大家都能自由地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有可能激发出创造性的重大科学发现.最主要的是要创造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一流的人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去做一流的研究工作.我们不仅要重视科学,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科学.所以,科学研究不能单纯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当前科学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推动思想创新.而制度创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再把意识形态问题介入到科学思想领域中来了.其次,在体制内还难以产生科学创新的情况下,就应该多鼓励体制外的科学研究活动,支持民间资金投入这一领域,逐渐形成多元化的科学创新体系.中国科学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我们朝着一个理性的方向去努力,最终问题的解决就会水到渠成；而如果我们缺乏一种建设性的态度,那么体制内的惰性就会越来越强,最终就会使得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升温,逐有人提出中国应由文化输入国变成文化输出国,西方文化亦有向中国文化学习之必要,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等.然而,纵观历来有关中西方文化的论争,都只是清议空谈而已,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些论争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创新能力的心理浮躁表现.现代文明的核心就是科学,而这一点恰好是中国文化所缺陷的.没有创新,遑论输出,因为文化输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人对你输去的东西真正敬佩,而不是像欣赏文物那样,必须是活的思维,而唯一能让西方人信服的只有科学,只有在他们最强大的地方超过他们,才能让他们由衷地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其实都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只有我们在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时,西方人才会尊重我们,到那时他们才会来真正理解我们的文化,否则就只是欣赏,不可能进行平等对话.而且,只有科学创新才能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人只有征服科学,中国文化才能征服世界.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去推动中国科学的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起我们的自信,克服自卑心理以及枉自尊大的弊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创新又何其艰难矣!非坚毅卓绝不可.
2．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人缺乏科学思维的习惯和科学精神的传统,这是导致科学创新能力疲乏不振的根本原因.从本质来说,科学是指运用逻辑—数学方法抽象构造起来的世界观,它大致可以用如下的术语来描述：首先,要把观察到的经验素材进行精确的分类,即把直观到的不同对象分成不同的类别,逻辑的基础就是分类,不同的类通过关系就构成某种结构或模型,但类在逻辑上是一种虚构的概念,人们只能观察到一匹具体的马,却无法观察到一匹抽象的马或马的“共相”,在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创造力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结构或模型的能力；下一步,就是要对提出的逻辑模型进行更为抽象的纯粹演算,即建立起数学模型,罗素把数简洁地定义为：“一个类的数是所有与之相似的类的类”（《数理哲学导论》）,在康托的定义中,将“直觉或思维能够明确区分的对象”进行两次抽象后就可以得到基数的概念（《超穷数理论基础文稿》）,也就是说,数比类更抽象,数是“类的类”,从经验到逻辑是思维的一次飞跃,从逻辑到数学是思维的又一次飞跃,因此,建立在逻辑—数学推理基础上的科学世界观就是完全虚构的一种世界观,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以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作为一方,以那些必须同我们的经验发生关系的结论作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在思维上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了.”（《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简单地说,科学研究就是虚构出现实世界的逻辑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来进行纯粹的数学演算.
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大不相同,中国人只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相信抽象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们非常佩服西方科学的精确性,但内心深处仍不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的.西方科学求真,而中国哲学求真实,两者的趣味和气质差异很大.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而传统的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但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来进行创新.中国人最初是被迫接受西方科学的,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者其实一直在接受西方的科学观念与固守自己的学术传统之间犹豫徘徊.王国维的一段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种矛盾的文化情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可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所以,在中国本土很难产生像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大师,因为即使产生了也很难获得普遍的承认.对科学的理解是比科学本身更基本的东西,如果科学精神还没有被中国文化所完全融解吸摄,那么在中国就很难产生适合科学繁荣的土壤及环境.
我们提出以下一系列的问题状况,供进一步详细研究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