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金代捺钵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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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义为行宫、行营、行帐。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云：“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李心传也如此解释道：“剌钵者，契丹语所在之意也。”[1]在辽金元文献中，捺钵一词的异译有“剌钵”、“纳跋”、“纳钵”、“纳宝”等写法。不过在金代文献中捺钵一词并不常见，更多的情况下是径称为“行宫”。[2]
　　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辽朝的四时捺钵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受到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早在1910年代，日本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就曾先后撰文对此加以探索。[3] 1942年，傅乐焕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辽代四时捺钵考》[4]一文中，对辽朝的捺钵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释。金朝的捺钵，其重要性虽不及辽朝，但也是金源一代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表现了女真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质。由于《金史》没有像《辽史》那样专立一个《游幸表》来记载捺钵事项，所以有关金代捺钵的史料较为零散。傅乐焕先生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中曾对金代捺钵略加论列，而除此之外，尚无人注意这个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有助于人们对金代的捺钵制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春水考
　　与辽代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代的捺钵没有那么明显的“四时”之分，所以金人根本没有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概念，一般只把它分为春水和秋山两个系列。春水、秋山也是沿袭的辽代旧称，正如傅乐焕先生所说，春水即春猎之水，秋山即秋猎之山，因以春水秋山泛称所有春秋狩猎地点，后来遂成为春猎秋猎的代名词。
　　有关金朝捺钵的最早记载，见于马扩的《茆斋自叙》。宋人马扩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金朝，是年三月十一日，“朝辞，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5]很明显，这里说的“纳跋”是行帐的同义语。宣和七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朝，其《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行程“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6]“冒离纳钵”大概也就是马扩所说的“契丹纳跋行帐”，其地点应当在金上京会宁府附近。
　　以上宋人记载中的“纳钵”都是指其本义之行帐，与渔猎活动无关。太祖、太宗两朝，金朝立国未久，各种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捺钵之制也还没有形成一定之规。金朝捺钵之制度化，始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是冬，金主亶（即熙宗）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7]这虽是出自宋人的记载，但内容是相当可靠的，我们还可以引述洪皓的一段记载为证：“虏中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水秋山（原注：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8]洪皓居留金朝达十五年之久，宋金议和后于皇统二年（1142年）南归，他这里记述的应该是熙宗时的情况。
　　熙宗朝春水的主要场所是爻剌天开殿。熙宗即位的当年（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即“建天开殿于爻剌”。[9]《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上京路下记载说：“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但《金史》没有指出爻剌的具体位置。《太祖纪》里有一条记载，谓收国元年（1115年）辽天祚帝自将大军七十万亲征女真，阿骨打“行次爻剌，会诸将议”。据三上次男氏对此次战事的考释结果认为，爻剌当在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与辽代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县西）之间，位于鸭子河（今松花江）畔的某一个地方。[10]贾敬颜先生则明确指出爻剌当在会宁府宜春县境，他解释说：“宜春县取义于宜于‘春水’，亦即春水爻剌之地，境内辖有鸭子河，故当求于今扶余、肇州等县地，兹暂订宜春于（吉林省）扶余县东南小城子古城，以待进一步探讨。”[11]这个结论与三上氏的考释结果是相互吻合的。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载，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开殿”。按壬戌自上京会宁府出发，乙丑到达爻剌天开殿，行程三天，与宜春县的位置远近也颇相宜。又朱熹在谈到金都上京时期的捺钵情况时说：“金虏旧巢在会宁府，四时迁徙无常：春则往鸭绿江猎；夏则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极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12]朱熹的这段叙述显系得之传闻，故如此之阔略，其中只有春水举出了具体的地点：鸭绿江。根据池内宏氏的有关研究结果可以知道，宋人所称的鸭绿江实际上就是混同江（鸭子河），[13]可见朱熹说的“春则往鸭绿江猎”也是指的爻剌春水。
　　爻剌春水所在地宜春县距辽代春捺钵地鱼儿濼相去不远，鱼儿濼位于鸭子河上游长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