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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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尔萨斯 理论 ：认同与挑战

两个世纪以前，英国 经济 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指出， 中国 历史 上的人口增长是一种没有节制的 自然 增长，它将导致粮食的短缺、生存条件的恶化和人民的贫困。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一对夫妻在生育没有控制时不止生两个子女，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都是缓慢和有限的，粮食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一个 社会 要避免粮食和人口关系的危机，只有抑制人口的增长。在马尔萨斯看来，17至18世纪西欧人通过晚婚和独身对婚姻进行了限制，减缓了人口的生育，形成了从人口体系内部来对人口增长的自愿的、有道德的“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而中国不仅存在着没有限制的婚姻，而且还存在着没有节制的生育，因此，对中国人口增长的抑制主要是来自于人口体系外部非自愿的、罪恶性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例如战争、饥荒和传染病。[1]

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的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同。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至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导致了人地关系的失衡[2]。这一增长造成了过剩人口，使中国农业经济陷入了停滞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或“内卷化⒄埂保斐闪巳丝谠龀さ穆矶刮；3]而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造反和灾荒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4]学者们大多认为，具有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特征的传统人口体系（demographic regime）一直支配着中国人口的增长。正如黄宗智（Philip Huang）指出：人口的变化在近代早期欧洲由生育率所驱动，而在中国则主要由死亡率所驱动（mortality-driven）。[5]

进入1990年代，李中清（James Lee）、王丰（Feng Wang）、王国斌（Bin Wong）、雷伟力（William Lavely）和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等年轻一代学者通过使用清皇室人口生命记录、辽宁 农村 道义屯的户口登记和刘翠溶等学者的族谱 研究 这三种新资料重新诠释了清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史。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口并非如马尔萨斯所描述那样处于自然增长之下，内在性抑制对人口的 影响 比外在性压力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在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支配下，中国家庭采取了溺女婴作为“产后流产”（postnatal abortion）、以及一些避孕手段成功地抑制了婚姻内的生育率。外在性压力来源于灾荒、经济退步和传染病等，但这种压力只具短期性，从来没有对中国人口形成过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因此，这些学者指出，在生育率一直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再加上从封建社会晚期以来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溺婴的持续下降，中国大约从18世纪起就已经开始了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stion）。他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人口的增长使得传统中国的生活水准比 工业 化前的农业欧洲要低，或使得中国生活水准在19世纪中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了马尔萨斯所相信的贫困；也没有证据表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中国的死亡率超过了农业欧洲，使得中国人口体系处于死亡率支配之下。相反，溺女婴不仅导致了人口的减少，还打乱了正常的性别比例、剥夺了大量男性的婚姻机会，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人口体系中的一种自动内平衡机制，是马尔萨斯没有领悟并且与欧洲不同的一种预防性抑制。[6]

面对李中清等的新理论，学者们不仅需要重写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甚至还得重新认识奠立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在李中清和王丰眼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集体性决策传统的延续，是对“马尔萨斯担忧”不断增强的结果，是基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所制定，而中国从来没有陷入马尔萨斯危机。[7]李中清等美国学者的新理论的确提醒了我们用人口学 方法 研究中国人口史的重要性，然而，本文将证明，李中清等人的新理论只是以有限的新资料建立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中国历史人口的“现实”，在摧毁“马尔萨斯神话”的同时重建了一个新神话。

二、宏观人口史的不同描述

对于清代中期以来人口的研究，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奠定了基础，不过何没有对18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进行估算。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研究与何柄棣的结论基本没有差异。不同处在于：珀对1850年以后的人口数进行了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从清代至共和国早期相对完整的人口数据。[8]珀氏认为，中国的人口在经历了清代早期到中期的快速增长后，为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所挫。到了1913年，中国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本文第一作者曹树基以“自下而上”的方法对14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大体社会学论文